一张“小”奖状
◆杨东志
人生，就像一首古诗，当我们刚刚脱掉“开裆裤”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浅薄”而读它不懂，尽管可以背得滚瓜烂熟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经历过风雨沧桑，知晓了人情冷暖，才会慢慢地洞悉这首古诗美在哪里，好在何处，内涵安在。尽管如此，但“浅薄”而且幼小的我们，却会将一些说不上是“恨”是“爱”的东西牢牢地记住，甚至铭刻在心坎上，融化于血液中，既耿耿于怀，又没齿不忘。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有一个“小奖状”的故事。
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那一年，我刚满七岁，读小学二年级，在班里年龄最小。在第一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班主任同时也是语文老师的闫子海先生，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要在班里评出来四名“模范学生”，由学校进行表彰嘉奖。
我们班的评比方法非常的公平，也十分的公正：全体学生划票投票、当场唱票计票，并按得票多少，当场公布结果。经投票，获得第一名、满票——三十三票的，是我们班名副其实的“老大哥”王克夫同学，他当年已经十一岁，体育最好（后来上四年级时还获得过全县教育系统运动会的长跑冠军），平时劳动积极，人缘也好，从不恃强凌弱，所以这个“第一”并满票的结果，既天经地义，也当之无愧。获得第二名——二十九票的同学，就让闫子海老师大跌眼镜了——他姓孙名山，比第一名的王克夫同学小一岁，在班里可以说是“学啥啥不会，干啥啥不行”的主，唯一数得着的，就是“调皮捣蛋、打架斗殴”。不要说是在我们班级，就是在全校也是“大名鼎鼎”、“人人皆知”，包括高年级的那些个学哥学姐们，平时也都是躲着孙山走。所以，闫子海老师虽然嘴里不说，但却心里明白——同学们之所以要评这位孙山同学来做“模范”，是因为同学们害怕被他欺负，不敢不评。具体第三名和第四名是谁、多少票，由于时间太过久远，我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我是“第五名”，二十六票，正经八百的“名落孙山”。就在当时当场，我伤心落泪了，因为少不更事的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我是在当时这个乡村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双百学生”（“文革”前夕农村小学只有语文、算术两门课），甚至还是全校唯一的一直保持“双百”分的学生——无论是大考小考抽考，亦或期中考、期末考，都是“双百分”。当时我想：“老师天天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可我学习这么好还做不了模范，看起来好好学习也没有那么重要。”
投票结束之后，闫子海老师略显犹豫地公布了评比结果，当然是按照得票的多少。自然，孙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模范”。既然是“民主评比”，那就要尊重“民主”啊。
放寒假的那一天，学校隆重地召开了“总结表彰大会”。校长许效言先生笑容可掬，亲自为全校荣获“模范”称号的二十四名同学颁发了奖状、奖品。奖品包括两只橡皮铅笔（四年级以上的同学是一只圆珠笔）、两个作业本。
表彰大会结束以后，闫子海老师要班长招呼全班同学回到教室等候，他自己则走向自己的办公室。不大一会，他便走进了教室，走上了讲台。正在“嘁嘁喳喳”说话的同学们一看老师来了，立马便安静了下来。
那一天，闫子海老师身穿白汗衣、蓝裤子，脚蹬黑色透花鞋，显得那么精神、那么庄重、那么斯文、那么典雅，可谓风度翩翩。他在要求同学们热烈鼓掌对获奖的几个同学表示祝贺后，打了一个痰声，接着说道：“学校的表彰大会结束了，下面我们再为杨东志同学开一个表彰会。杨东志同学是我们班的学习标兵，也是我们学校的学习标兵。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杨东志同学上台领奖！”说句老实话，当时的我蒙了，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所以仍然呆呆地坐在那里，一直左顾右盼。直到闫子海老师再次喊叫了我的名字，我才猛地迷瞪过来，起身走向讲台。在我规规矩矩地先后向老师和同学们行了少先队队礼之后，这才转身从笑容可掬的闫老师手里接过奖状和奖品。“奖品”和学校的奖品一样：两只橡皮铅笔、两个作业本。只是奖状比较小——学校颁发的奖状是八开张的，老师颁发给我的是十六开张的。
奖状虽小，但它让我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使我明白了学习的必要性，催我坚定了学习的信心，令我扬起了学习的风帆。尽管后来我得知这奖状奖品都是闫子海老师自己掏腰包买回来的，就连奖状上的公章也是一盒“前进”香烟（价值两毛一分钱）走了校长许效言先生的“后门”才盖上的。但是直到如今，我仍然坚信不疑地认为，是这张小小的奖状，成就了我的事业，成就了我的今天。
说一句不大谦虚的话，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诗人、书画评论家，“老学”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并被北京大学、香港大学等多家大专院校聘为客座教授，但我还是“固执”地认为，这一切的一切，都与闫子海老师那张“小奖状”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作者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