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对“潜在危险”有清醒认识
汪兆骞
汪兆骞
第八十七届诺贝尔文学奖公布后，瑞典记者用电话采访了获奖者大江健三郎。他激动地说：“我一次又一次狠狠地掐我的胳膊，我想证实自己不是在做梦。”其兴奋、喜悦溢于言表。
获诺奖不仅会得到世界文坛的承认，占据世界各大报刊的头条，声名远播，其作品也会摆进各地书店，巨额奖金和滚滚而来的版税也让人羡慕不迭。这令来自日本爱媛县偏僻山村的五十九岁的大江健三郎惊喜激动，是再自然不过的。
第八十七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
大江健三郎不是得志便猖狂的那类作家，他为人和蔼可亲，头脑清醒，对中国文学一直心怀敬意。
早在1992年，他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演讲，谈到中国文学时，他对鲁迅、莫言和写《老井》的作者郑义极为推崇。郑义的小说《远村》《老井》曾发表在笔者供职的《当代》杂志。《老井》由笔者荐给吴天明，拍成同名电影，大获成功。
大江健三郎获奖后，做例行的获奖演说时，也不忘提到莫言和郑义，特别是在2002年春节，大江健三郎到中国采访莫言时说：“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十年后，莫言获该奖，预言变成现实。
大江健三郎在20世纪90年代初获诺贝尔文学奖，与那时有关“世界文学”的热烈讨论有关。特别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正风靡全球，对“西方文化霸权”提出严厉的批评。瑞典文学院已注意到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落差与冲突，认为这种文化不平衡、不合理，应该逐步扭转。
他们选中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西印度群岛的沃尔科特就出自这种考虑，事实也证明，马尔克斯引起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浪潮，沃尔科特刮起了“加勒比旋风”，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
此次将诺奖颁给大江健三郎，无疑是给扭转东西文化不平衡，再添把薪火。在某种意义上说，大江健三郎获诺奖，是顺应“世界文学”潮流之产物。如果把大江健三郎与1968年获诺奖的同胞川端康成做个比较，仅从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感言上看，便可看出他们的差异。
川端康成以日语做题为“日本、美和我本身”的演讲，强调了民族国家、文学之美和作家之间，构成了自在的共同互属关系，日本作家就要表现日本的独特文学之美，它和国际文学环境没什么关系，其强烈的民族性显而易见。
大江健三郎用英语发表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说，表示当代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两极对立，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内处于一种尴尬、模棱两可、暧昧的处境，表达文学走向“民族国际主义”的忧虑。
他说：“我所谓的日本的模棱两可，是贯穿了整个现代时期的慢性疾病，日本经济繁荣也没有能摆脱这种疾病，而伴随着的是世界经济结构的光照下出现的各种潜在危险。”
大江健三郎对“潜在危险”有清醒认识，他们这一代有良知的日本作家，大都对20世纪日本侵华的罪恶做过深刻的反省。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政府国家领导人及其同僚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复辟持坚决反对态度。
在文化上，他也坚决反对国粹主义，他主张犯有战争罪恶的日本，只有寻求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反省历史，才能被世界包括受害的中国人民原谅。
对大江健三郎的这种态度，批评家弗雷克·詹姆逊这样评价：“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最尖锐的社会批评者，从来不认同官方和传统的形象。他和日本其他作家都不一样，最无日本传统的陈腐的民族主义气息，在某种意义上，他既是日本的，同时也是最美国化的小说家，是开放外向的，是不受拘束的。”
回到大江健三郎的获奖作品上来。《个人的体验》是1964年出版的，描写日本二战惨败之后生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生活命运，揭示他们在担当社会责任过程的精神状态和心灵历程。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叫鸟的二十七岁青年，在学校任英语教师。今天，妻子正面临难产，由其母在医院陪护。鸟在归家途中遭流氓袭击，打电话后得知妻子尚未生产，与岳母约好晚8点再联系。
鸟两年前结婚，放弃读研究生，一次酗酒，四周后才酒醒。今天他带伤回到家里，倒头就进入梦乡，变成一只大鸟在非洲上空翱翔。电话铃将他拉回现实。鸟赶紧冒雨到了医院，妻子没事，生下的孩子天生脑疝，最好的结果是成为植物人，鸟的世界崩溃了，跪地痛哭。
孩子转到另一家医院，脑袋托着沉重的肿瘤，却健壮地活着。面对这一“怪物”，他想立刻逃离，却又觉得太自私可耻，绝望中他暗示医生拖延手术，让孩子自然死亡。然后，鸟逃到前女友火见子处，想在温柔之乡忘掉烦恼，等待他策划的阴谋得以现实。
但他还是得到医生电话，被告知医院的副院长、脑瘤专家亲自为孩子手术。手术结果谁都无法预料，极有可能的是，鸟将一生伴着植物人孩子苦度光阴。最后，他拒绝了做手术的建议，将病儿抱回家。鸟和火见子二人策划，将病儿假堕胎医生之手埋掉。
凄风苦雨中，病儿的啼哭改变了一切。鸟听到孩子的哭声，天良发现，父爱和责任被唤醒，立刻将孩子抱回医院，接受手术。
孩子的手术很成功，到了冬季，孩子已痊愈，鸟悲喜交集，他想起朋友送给他的一本词典扉页上的题词“希望”二字，最终承担起作为父亲的人生责任。
正如小说中所写：“一个人深入他个人体验的黑洞，终将能走到看到人类普遍真实的出口，痛苦的人终将得到痛苦之后的果实。”《个人的体验》最终完成了作品内在的逻辑，包含了作家所赋予的人性逻辑。
从艺术上看，《个人的体验》运用了“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心理体验”之意识流艺术手法，大江健三郎自己说：“是通过写作来驱赶内心中的恶魔，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人类所共通的东西。”所谓“共通的东西”，便是人类只有不断战胜不幸，奋勇前进，才能永远生存下去。
美国作家亨利·米勒评价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时说：“大江虽然是地道的日本作家。但是通过对于人物的希望和困惑的描写与控制，我以为他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准。”鉴于大江健三郎的小说超越了民族主义的心态展示战后日本人的现代生活，且具有善世性意义，欧盟于1989年授予他犹罗帕利文学奖。
大江健三郎，于1935年1月31日生于日本四岛爱媛县偏僻山区的大濑村（今内子町）一个农民家庭。大江在三岁时，父亲去世。他在美丽的大自然环境中成长，深受民间文化熏陶。
他在大濑读完小学和初中后，1950年入县立内子高中就读，后转县立松山东高等学校学习。早就喜爱文学的大江，在高中编辑学生文艺杂志《掌上》。
1956年，他考入东京大学文科法文系，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像加缪、萨特、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无不涉猎。他因学法文，对法国文学尤有深入研究，又因成绩优秀，获奖学金。
大学期间，大江开始在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正式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剧本《天叹》，是为同学演出而作。接下来发表小说《火山》（1955）、《奇妙的工作》（1957），还创作剧本《死人无口》（1956）、《野兽之声》（1956）。1957年发表的小说《死者的奢华》，被推荐为芥川奖候选作品，1968年诺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看到此作，称赞作者有“异常的才能”。学生大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
接着，大江又发表短篇小说《饲育》《人羊》《先看后跳》《出其不意的哑巴》和《感化的少年》等作品。这些大学时代发表的作品，大多是表现在封闭现实社会寻求自我的生存危机，倾注着年轻的大江的社会责任感。《饲育》获第三十九届芥川奖。
大江健三郎手稿
1959年，大江以论文《论萨特小说的形象》从大学毕业，开始专门从事文学创作，同年发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性世界》。前者受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影响，试图从性意识的角度观察人生，构筑文学世界。后者写一个靠中年妓女为生的大学生的荒诞生活。
1960年，大江还完成了一部表现日本青年一代怨天尤人、矛盾惶惑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这些作品甫一问世，即受到种种批评。1960年2月，二十五岁的大江，与同学的妹妹伊丹由加理结婚，伊丹由加理的父亲乃日本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
新婚第二年，大江以日本社会党魁浅沼稻次郎遭右翼分子刺杀为题材，创作《政治少年之死》，遭到右派势力威胁，被迫出国旅游，便有了在巴黎采访萨特之举。
新婚三年，妻子生下先天畸形，头上长一肉瘤的孩子，从此大江陷入困境。他的小说《个人的体验》，就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写成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极为和谐，甚至是大江生活的翻版。小说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更表达了大江关于人类之死的哲学思考。
大江是强者，完成了灵魂的自我救赎之后，继续投入文学创作。大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多以残疾人和核问题为题材，宣传人道主义精神，如《日常生活的冒险》（1964）、随笔《广岛札记》（1967）、《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核时代森林隐遁者》（1968）、《洪水涌上我的心头》（1973）、《摆脱危机的调查》（1976）、《同时代游戏》（1979）等。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是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兄弟二人回到山村故居寻根，却发现这里仍处于百年前的万延元年农民起义历史生活当中，暴动、自杀、通奸、畸形孩子诞生等图景及维新精神和二战后精神交相辉映于其间。
该小说先连载于《群像》杂志，出版后获第三届谷崎润一郎奖。《洪水涌上我的心头》借用《圣经》关于洪水的传说，表现在工业公害和核武器的威胁下，人类面临灭绝的深渊，获野间文学奖。
随着社会阅历的加深，大江健三郎对社会问题和事件逐渐更加关注，并对此发声，他参与日作家要求苏联当局释放索尔仁尼琴的签名运动，对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剖腹自杀也发表意见。为抗议韩国政府1975年镇压诗人金芝何，大江也参加相关活动。
20世纪90年代，大江出版长篇三部曲《熊熊燃烧的绿树》（1993）。该小说以大江之子大江光为主人公，大江叙述他由先天脑残儿童成长为自主的作曲家的励志故事，获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
大江于1999年又发表长篇小说《空翻》。大江的短篇小说也极为出色，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人们》（1982）、《新人啊，醒来吧》（1983）、《我真正年轻的时候》（1992）。有时，大江写散文随笔，出版过集子《严肃地走钢丝》（1966）和《冲绳札记》（1969）。大江还出版了文学评论集《小说方法》（1978）和《为了新的文学》（1988）。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连与其在政治上相对立的三岛由纪夫，都这样评价他的对手：大江健三郎把战后的日本文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